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宗教，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它的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教的名称来源，一则起于古代之神道；二则起于《老子》的道论，首见于《老子想尔注》。道家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老庄，故道教奉老子为教主。但是，一般学术界认为，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是《太平经》，完成于东汉，因此将东汉时期视作道教的初创时期。道教正式有道教实体活动是在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而《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三书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汉末，张角成立太平道，后率黄巾起事失败，太平道衰败；与此同时出现的“五斗米道”（后更名为天师道，也即正一道）却发展起来。南北朝时期，北朝道教经寇谦之的改造，南朝道教经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的改造，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有了较大发展，其中，陶弘景为代表的上清派是这一时期的著名道派。隋唐时期，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诸多小派，修炼方式由修炼外丹向修炼内丹转化。金元时期又产生了一个较大教派——全真教。此后，各派之间逐渐融合，发展至明清时，正一道成为符箓派的代表，全真道成为丹鼎派的代表。民国后，由于连年战火，道教受到冲击，宫观多被毁，其势渐微。道教界人士为维护本教成立过一些道教徒的群众组织；1912年，北京白云观成立了全真派的全国性组织“中央道教会”。1949年以后，在北京白云观成立道教徒的群众组织“中国道教协会”，“文革”中受到冲击，终止活动，1980年，重新开始活动，各地道教宫观逐步恢复。推动和开展道教工作，被列为中国道教协会的重要工作之一。该会主办的《中国道教》季刊已发行。近年来，道教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宇宙观日益受到重视，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其教义就是以“道”或“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道”而派生，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天，既指现实的宇宙，又指神仙所居之所。天界号称有三十六天，天堂有天门，内有琼楼玉宇，居有天神，天尊、天帝，骑有天马，饮有天河，侍奉有天兵、天将、天女。其奉行者为天道。地，既指现实的地球和万物，又指鬼魂受难之地狱。其运行受之于地道。人，既指总称之人类，也指局限之个人。人之一言一行当奉行人道、人德。鬼，指人之所归。人能修善德，即可阴中超脱，脱离苦海，姓氏不录于鬼关，是名鬼仙。神仙，也是道教教义思想的偶像体现。道教是一种多神教，沿袭了中国古代对于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以及祖先亡灵都奉祖的信仰习惯，形成了一个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的复杂的神灵系统。　　
   道教徒有两种：一种是神职教徒，即“道士”。据《太霄琅书经》：“人行大道，号曰道士。”，“身心顺理，为道是从，故称道士。”他们按地域可分为茅山道士、罗浮道士等；从师承可分为“正一”道士、“全真”道士等；按宫观中教务可分为“当家”、“殿主”、“知客”等。另一种是一般教徒，人称“居士”或“信徒”。宫观是道家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是道士修道、祀神和举行仪式的场所。
   道教仪式，除了日常的早晚功课，还有大型的功德法事，统称为“斋醮”。“斋”就是齐，祭祀之前，整洁身心；“醮”就是设坛修建祈禳法事。道教斋醮又可区分三类：黄箓、金箓、玉箓。黄箓，专用于超度亡录；金箓，除了超度外，还包含延寿受生的内容；玉箓，专用于消灾祈福，祈求国泰民安。道场以天为计，有一、三、七、四十九天不等。
   道教从一开始形成，就从事或参与葬礼。以后道门葬礼，就成为中国民俗的一部分。中国人重视养生送死，儒家所说的慎终追远，就是重视死亡与追念先祖的连接，要求通过一定的仪式加以表现，也加以强化其间的观念。儒家的礼仪，比较具备理性色彩，而民间以及上层社会，都有一些带有宗教性的仪式。其中主要是让亡灵得到安宁，同时要人鬼分途，死亡的阴影不再笼罩活人，保证活人的平安。同时，古人又重视死者的亡灵能够上天堂，与诸神和先祖同在。西汉文帝时下葬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有引导妇人即墓主过一桥走向天堂，前有一人奉献一盘，盘中盛金丹的场景，可见当时人已经将亡灵升天与方士 （即道教的前身）的烧炼金丹、服食成仙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这些都是后来道教葬礼形成的重要观念基础 。   
   早期道教教派主要在民间活动，所以参与民间的葬礼几乎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墓门解除（一种为死者墓室举行的法术仪式，意在使人鬼分途，同时也包含镇墓功能），解除复连（使造成死亡的厄运和晦气不干扰活人），都是经常性的活动。以后在发展中，葬礼的内涵逐渐突出孝的主题，强调经过道士作法，使亡者早升天堂，使已亡的祖先早日脱离幽冥之苦。这类活动，很早就成为民间常行的风俗。唐代玄宗时规定，不准士庶之家平时与僧尼道士往来，但在家中的吉凶需作斋时，先於州县陈牒通知寺观，才能准许前往。可见，凶事用僧道，在当时早成风俗。明代，朱元璋重视道教及佛教在 民间丧葬习俗中的地位和影响，但认为应当制为定式。所以他让人编纂《大明立成玄教斋醮仪》，并且亲为撰序，称：“官民之家，若有丧事，非僧非道难以殡送。若不用此二家殡送，则父母为子孙者是为不慈，子为父母是为不孝，耻见邻里。”这位一度做过和尚的皇帝知道民间用佛道二教送葬的习俗根深蒂固，所以制为定式，以加统一，并且由之推行孝慈的宣传。明代的儒生，多有对道教和佛教参与民丧俗抱批评态度的，但并没有能够阻塞其源。有位叫王朗川的说：“今世丧家，用僧道作斋，或用水陆会，写经造像，云为死者减罪恶，必生天堂，受种种快乐；不为，则入地狱。甚者，日则孝子 沿街随僧迎经，夜则破狱照星。或作人物戏具，讲经唱法；或男女夜出迎灵。 法禁不能，理喻不晓。士人家变复为此，曰未能脱俗，聊复尔尔。”  他所说的士人家，主要指那些读过儒书的士大夫，他们作为儒门中人，照理应该 维护圣人的教诫，不找僧人和道士参与葬礼，但却不能实行，全是为了从俗 。   
   道门的葬礼有相当完整的仪式，不过在民间施行中，渗入了许多民间的因素。道教的葬仪，严格来说，属于斋的范畴。不过从宋以后，醮的影响超过了斋法，人们习惯上也称它为打醮了。无论是道门人士化去， 还是为一般信士亡过，都有相应的斋醮。比如，全真龙门派祖师邱处机化去后，门人为之举行灵宝黄斋仪。    《红楼梦》第十三回写到秦可卿死后，择准停灵四十九日，既请了一百另八位僧人诵经，又请了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当然那里描写的是贵族之家的排场，一般民众，或到宫观中打上一两场醮，或请道士上门做法事，比较多的是做七，即逢亡过后每七天做一场法事，从头七做起，多的做到七七，一般的做到五七，都是常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