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殡葬影响最大的是风水学说。

　　风水学说，又称”堪舆术”，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风”和”水”的结合，就形成万象滋生、生物繁衍的环境。从古到今，人们把兴旺发财、多子多孙的吉凶与风水好坏联系起来。

　　”灵魂不死、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道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回答。老子认为天、地、人、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回静……”。他认为人和自然都遵循着道所固有的运动规律，而道本身的运动规律“周行”、”复命”，即循环演化。庄子认为”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于!”（《庄子·秋水》）意思是”自然是内在的本质，人为是显露于外的东西，高尚的道德就在于顺应自然”，因而人们不应为了追逐虚名而毁灭自然的事物，而应遵循自然规律，懂得人的行为所止的界限，格守自然之本性而不迷失，以求”返朴归真”。老子与庄子都非常强调作为自我循环的自然系统在动态过程中的协调、稳定与和谐，主张把自然界的这种天然状况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模式。他们反复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遵从天道，顺应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因此风水术继承了上述”天、地、人各大系统自我循环、协调稳定”的自然哲学思想。在人地关系上，风水思想又不同于”人定胜天、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观点，风水思想追求人、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并认为和谐是达到幸运和富裕的康庄之路。

　　风水思想另一重要思想根源在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互补”。原始风水思想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由”阴””阳”结合而成。阴和阳是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生物生长、人类自我繁衍、森林的生长、风、雨、雷、电自然现象等这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现象都是阴阳结合的结果。阴阳结合的场所是生气聚集之处，也就是”风水宝地”，有了阴阳也就有了生命，它是世界开始的本源，阴和阳的关系并非”矛”与”盾”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补、互助，相依为命的共存的关系，是世间的根本关系。

　　《周易》的卦术中认为阴阳两极的流动形成自然循环流转，这一思想具有一定生态学合理内核，它最早阐述了日月运行、季节更替、生命机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等一切对立事物的循环转化。老子则认为天人是相通的，不仅生物界有循环、新陈代谢，而且大自然、地表层也有循环和新陈代谢。正是这些阴阳循环流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为古代风水观奠定了”天人感应、世代轮回”坚实理论基础。老子也特别强调尊重自己、尊重生命，把生命存在的价值提到远远高于”名”与”货”地位之上（”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庄子继承了老子尊重生命的原则，认为生命重于一切名声、利禄、珠宝乃至天下（”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庄子·让王》）。老、庄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最初风水学说的”厚养薄葬”思想，以至在西汉一段时期”厚养薄葬”之风盛行。

　　道家把死看成是一种休息，即”息我以死”，从而取消了生与死的对立，既然死是一种休息，因此风水观尤其看重死后长眠的场所，它要求这些场所”依山靠水、阴阳协调、静谧祥和”。道、佛俩家主张”超生死、得解脱”，这一主张也对风水观中”灵魂不死、祖先有灵”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灵魂不死、肉体不灭”认为灵魂必常住肉体而超生，人们超生死得解脱的道路不是圆应寂灭，而是肉体成仙，此种观点自先秦以来就已存在并一直影响着风水观的发展，因此后来的风水思想尤其重视死后肉体”入土为安”并能得到一块”葬身之地”，希冀通过阴阳轮回早日转世回到人间。

　　风水术十分重视对阴宅环境选择。相反，随着历史的推进它被愈演愈烈。风水术在汉代已相当流行，东汉以后已将墓地的好坏与生者的贫富贵贱联系起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地风水术已形成系统的理论，出现了大量风水术方面的著述，著名的如郭璞的《葬书》。晋代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作了如下解释: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造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水”。上述”乘生气””藏风聚气”其实就是中国风水文化中对阴宅自然环境选择的要求。乘大自然之生气，并以良好的自然环境寄托了逝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追求和生者对逝者的哀悼。风水术如果放在今天的学术里，大概可以名之为“环境管理学”或者“生态管理学”或”环境选择学”。当然同样的环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开发方案，甚至取得截然相反的效果，同理，风水学说也一直存在各种争议。

　　中国历代的城市选址，规划布局，园林的建筑艺术，许多著名陵寝建设，都包含了科学性和精妙绝伦的合理性，这些高超技艺和思想使西方生态环境专家、城市地理学家都叹为观止，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将中国的风水术誉为”东方文化生态”、”环境景观学”、”东方文化景观学”等。

　　因此，我们对几千年的风水术不应一棒子打死，应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最终去伪存真，不能让中国这一传统瑰宝断送在我们手中。

　　”阴宅”的陵墓选址一直是古代风水理论中的重头。风水文化的数千年沉淀对当代中国甚至东南亚及海外华人社区的殡葬观念有着根深的影响。风水术对理想墓地一般要求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即（1）统一和谐：风水思想认为天、地、人、生四大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要求有一个山清水秀、排水良好的环境；风水观还认为和谐才能逢凶化吉、趋利避害。（2）对称均衡：一般好的风水地要求具有不发生剥蚀或堆积或四神砂结构（或称四象，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且具有对称性。这种对称均衡具体体现为有山有水、有高有低，中轴线平面布局要对称和谐。上述二个要求实际上包含了现代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许多科学原理：对风水地要求环境中多项自然地理因素的有机协调，即有良好的地质、地貌状况、良好的水文气候因子、适中的土壤和生物物种；各项因子必须统一协调，构成一个有机和谐的生态环境，这样的环境才具有更大的稳定性。阴宅卜葬地若还有四神砂结构的开口小盆地相配则更能提高墓地对扫墓者的崇敬感，因而也是一种景观生态和景观心理结合的空间组织。

　　风水术兴起后，历代王朝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在其卜葬习俗中无不烙上风水术的烙印。历史上帝王将相的陵墓环境选择，风水术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北京明十三陵便是遵从风水术的最典型结构。以长陵为例，其背后的天寿山为玄武，十三陵盆地出口大红门东侧的左青龙为龙山，是一个基本作南北延伸的单斜山，其上出露坚硬的石英砂岩，酷象蜿蜒的青龙，右白虎称为卧虎山，则是由假背斜构成的几个单斜孤丘，很像蹲坐的老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孝陵的选址亦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对陵区的景观和生态小气候进行了严格选择。它具有卧龙状的独龙阜为底景，能挡淮北吹来的冬日寒风，左右还有称青龙白虎的两座丘阜砂山，这样三面环山，一溪中流，前有底景的盆地，环境绝佳，林木苍郁，冬暖夏凉，自古圣人便在此结庐建寺。

　　再如唐朝著名高僧玄奘的衣冠墓西安著名的大雁塔，它座落于古长安的东南方，南面是雄伟的终南山峰，古城之北是泾渭二水，东临曲江，古时清澈的曲江碧水于塔前蜿蜒而过，组成一幅烟水明媚的动人景观。陕北黄陵县黄帝陵的风水轴线最近重新被人发现，这些都说明了风水术对丧葬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 潮汕地区古墓建筑规模最大的地都镇御葬翁梅斋墓也受风水术较大影响，它被认为是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中最为重要的风水宝地。另外汕头大学后侧的锦绣庄氏潮汕始祖妈—–庄翁氏墓，呈”狗眼形”四神砂结构，该墓被认为是桑山众多著名墓穴中的佼佼者。著名地理旅游学家陈传康先生分析认为该墓分金线不正对朱雀，而是整个四神砂结构正对朝山。这种风水结构与帝王穴位分金线正对朱雀不同，不是福荫承嗣一脉，而是福荫整个宗族，甚至外亲。民间认为锦绣庄氏，包括其外系的兴旺传说便与桑埔山这个神奇的最佳穴位有关。目前，清明与冬至来这里扫墓的海内外庄氏后裔成千上万络绎不绝。诸如此类绝佳的风水墓地的例子举不胜举。

　　另外，风水术对阴、阳宅的环境选择上讲求”拆成”，即根据环境条件更好地组织空间，并有所布置。在墓地选择时如果不具备前述两个条件，后代可人为将原有环境改造成有山有水、静谧和谐、对称以及”四神砂”结构的”风水宝地”。历史上有些都城的迁移都基本遵循”拆成”的风水原理，如曾发生隋唐长安离开汉朝的长安城向东南迁建于稍高处，是为了求得更好的生态环境（由于旧城战争破坏严重，水源供应不足，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太接近向南摆动的渭河，城内潮湿，有被水淹的危险）。 当然，风水观念亦有许多陈旧甚至迷信的观念。例如，在民间，人死后丧家请风水先生根据死者年龄、性别、生死时刻等推算避忌生肖、出殡时间，写出安宅、定灵、灵门等一系列符咒，并用朱笔点过引魂幡、避忌牌，然后又依照风水术中的寻龙、点穴、观砂、察水等过程，选定一个”藏风聚气”结穴之处，将穴点定，然后请人按阴阳先生所定穴位挖墓。另外风水观念反映社会的身份等级，佳穴需有福命才能起到福荫作用，贵宅需与福人才能相应，不同等级的人应用不同阴阳宅风水结构，否则必须作相应的拆成处理。

　　如今，风水术重新流行于海内外，并成为海内外华人经商卜葬活动中不成文的指导思想，陈传康先生甚至还提出”风水现代化”观念。但是，在风水长期发展过程中，陵墓风水的一些合理内核被部分风水师故弄玄虚，从而使一些风水术变得光怪陆离、荒诞不稽。因此发扬风水观（术）思想之精华，去其陈腐，并用于正确引导当代殡葬观念的改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殡葬面临诸多问题：土地浪费，死人与活人争土地、争风景区及殡葬引起的环境后患问题；墓区布局不合理，景观被人为破坏，苏州作为上海亡人的天国，如今已有70多万墓穴占领了数十个山头。

　　在提倡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的今天，道教的思想中关于“返普归真，道法自然”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