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文章历来受到各个时代的人们的重视。从文章中学习知识，感受当时人们的思想和命运。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好文章都是发自肺腑，出于性情，而其中相当多的文字是对故者的纪念，如韩愈在柳宗元墓志中所言：“士穷乃见节义”，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李清照语：“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明代张博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还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是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这些纪念文章千古传诵，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表达对故者的哀思和纪念。下面就讲讲中国的墓志文化。

　　真正的墓志出现于魏晋时期，墓志铭，指以石版为载体，以一种相对固定的文体和行文格式，镌刻下的标明墓主身份、家世、生平等内容的文字。因这种文字与志墓风习相关，必载于石版之类能传之久远的器物上，故这种器物的名称——“墓志”，也成为墓志铭这种文体的代称。

　　碑志最初只是作为墓葬的标识，随着埋于墓中的墓志形式的逐渐固定化，它也演化成为发挥意识形态功能、承载价值观判断重任的工具，它关系到死者一生的评价，因而为世人、尤其是死者亲友所重，撰写一篇好的铭文，刊刻石上，成为合符礼仪的葬礼中的重要项目。 　　每个人有各自的生活经历，有不同的业绩，从而使他人可能以为每一方墓志，都展示着一个人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生命历程。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他不能不受着社会意识的影响和约束。从墓主本人言之，他不希望对自己的评价与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相背离，成为不齿于公论之流(即使生平离经叛道，也时常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之举)；从为墓主送葬的亲人朋友而言，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所怀念的逝去之人是个千夫所指之徒，那样的话，他们这些活着的人也将终生忍受社会的鄙夷甚至唾弃。因此，墓志铭在思想意识上是不可能摆脱“公论”来评价一个人的独特生平的，它必须迎合特定环境中的“公论”。而“公论”在一定时期是相对稳定的，这样，在一个相似的标尺衡量下，人生的独特性也就要大打折扣了。因此，墓志铭在思想意识深处便有了行不愈矩、言不出轨的同一性，用现代修辞学的理论来说，便是具备了“隐喻”功能。

　　所谓“隐喻”，简言之，就是暗示，就是类比，也就是通过某些具象的或表层的事物，来表达其它的带有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思想，所谓物浅而深意在焉。因墓志铭是对死者所作的盖棺论定之论，这无论对于死者还是对于与其有密切关联的生者，都至关重要。人好人坏的评判，是个社会价值观的评判，首先就是对其人的道德品质的评判，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为人处世的关键。所以，上自魏晋，下迄清代，绝大多数墓志铭可以归入为死者“道德高尚”唱赞歌一类的谀词之列。尽管各自所用语词都不一样，但它们要表达的意思却几乎一致，都要申明死者立德、立功、立言方面的崇高性。我们不妨读读北魏赫连悦墓志中的一段：?
　　
　　“温良恭俭之量，始自蒲车；孝友廉贞之志，茂于竹马。蕴道怀经，才惊俗韵，骑上之能，颇亦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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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义礼智信，文武之道，一人占全，可见其评价之高。墓志中这般褒奖，即使言不由衷、名不副实，也无所顾忌。这就导致：一为“贤者”讳，不揭其短；二为“贤者”捧，无中生有，为其脸上贴金。遂使墓志对死者人格品质评判的可信程度大大降低。《洛阳伽蓝记》卷二对此有一段精彩评论：
　　
　　“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为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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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六《立碑》诗亦对此作了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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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 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诗中所说虽是“路旁碑”，实际也包括墓中墓志。时人为给自家死者求得一篇好墓铭，每每出大价钱求善为文者尤其是那些当朝权贵或社会贤达撰写。而撰写者往往为利所驱，也不管死者为人究竟如何，应人所需，随手写出功比太公、德配仲尼之类为贤者嗤、令后世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刘禹锡《祭韩愈文》也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润笔之资那样丰厚，也就不能不令墓铭执笔人要折腰作“愧词”了。

　　墓志铭既是盖棺论定的象征物，为立墓志者所格外重视，无论志中所言是否完全属实，其所反映的世人的普遍观念，却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有些是我们要批判借鉴的。
　　首先，权力崇拜、官本位观念，在墓志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为其存在根基的。尊卑等级，昭示着世人的地位、权力、贫富等等的巨大差别。官位的高低，即体现着这种尊卑等级，因而，向世人炫耀官职官品，便成为墓志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某某何时入仕，曾担任了哪些官职，都不厌其烦地详加罗列。

　　墓志铭内容通常总是简明扼要，惜墨如金的，而叙述起官位来却是一字不漏。看那些繁顼的官位让阅读者头痛，而对立墓志的人来说，这却是志中最重要的亮点。我们且不看志中的刻意叙述，仅从一些墓志的标题便可见其一斑。如：《大周故壮武将军行左豹韬卫郎将赠左玉钤卫将军高公墓志铭》，仅职务名称就有达18字；而《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使持节都督凉甘肃伊瓜沙等六州诸军事凉州刺史上柱国同安郡开国公郑府君墓志铭》，标题中的职务竟罗列了36字!不仅重视墓主官职，对于祖上及家族其他成员有官职者，也是一笔不漏，必定大肆吹嘘，以为门第尊贵之证。?

　　其次，尊祖敬宗也是墓志中的重要内容。通常在志文的前部有父祖乃至远祖的介绍，当然，为证明出身显贵，远祖中如有名流贤人，那是肯定要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但求为华胄之心过切，就难免有攀龙附凤之举：称出自黄帝之裔，或尧舜之脉，或某皇某相之后，均不少见。极言“发颛顼之遐源，资有夏之苗裔”(《齐故郡君尉氏墓志铭》)固然可笑，而前辈确有官衔职位，将其纳入墓志铭中加以介绍，倘若择其要者述之，自不为过。而古人素来认为在这一点上含糊其辞，非但不是重自身门第，更严重地说，是不敬祖宗!于是，我们面对墓志，常常要深吸一口气，读到类似下面的祖宗介绍长文：
　　
　　“君讳仙，字延生，河南洛阳人也。大宗明元皇帝之曾孙，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雍州刺史内都大官开府仪同三司苌安镇都大将乐安宣王之孙，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苌安镇都大将内都大官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幽相四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乐安简王之第四子也。君禀三珠之睿气，承八桂之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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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祖宗遗下“三珠之睿气”、“八桂之馀风”，若不在墓志中一一详示先辈职衔，岂不是自弃“光耀门庭”之宝?这般对出身、对门第的淡漠，说到底，也是对祖宗的淡漠，这在崇祖敬宗的儒家文化环境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饶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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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宗高官厚禄，确使后辈荣幸之至，在撰写墓志时有了可炫耀的资本，然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世间平民布衣毕竟居多，这对于要借祖宗之名以招摇而不得的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遗憾。但这难不倒墓志撰写者：“祖羽仪当世，领袖一时；父养素丘园，清风远播”。寥寥数语，仍可将属于引车卖浆者流的先辈勾画得超凡脱俗，依然是需要景慕仰视的崇高形象。

　　第三，墓志还反映着古人对人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对阴间与阳世的联想由来已久。《诗经·唐风·葛生》有记丈夫从军战死、妻子居家悲思的诗：“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郑玄笺云：“居”和“室”都指坟墓。可见古人把人死后的葬地视同生时的住房。人们希望不朽，希望永生，在墓志铭中便体现出对死者虽死犹生的冥想。墓志中称墓室为窀穸、为佳城、为泉室、为幽宫、为玄堂、为阴宅，除其幽暗与阳间房屋有别外，作为死者的“起居”室，它仍寄托着活人对阴间生活的幻想。至于对死者音容笑貌的追述与想象，更反映出人们这种侍死如生的心态。清人姚鼐《抱犊山人李君墓志铭》云：“大江之北，浮渡之东，抱犊窿崇，是为诗人之幽宫；林高谷空，寥寥冷风，如或吟啸于其中。”文情并茂，把人们对阴间“生活”的期望用凄清的笔调描摹出来，令人唏嘘慨叹。

　　为传之久远，墓志基本上是镌刻在石版或砖块上的。而石版砖块的大小有限，镌刻文字也比援笔在纸上书写增加了难度，因而，撰墓志铭一般不宜长篇大论，须以尽量少的文字表达尽量丰富的意思。尤其是要从这不多的文字中，表达极深的思想观念，即古人所谓“微言大义”。而读者对这微言大义的理解，则有赖于他与作者所共有的语言文化环境，即语言的发出者与接受者对这种语言有着相同的理解模式。

　　要言简意赅，便离不开适宜的语言环境。墓志铭作者会自觉或无意识地按照一定的思维定式，写出种种能使读者依赖一定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而理解其内涵的文字。诚如美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家斯坦利·弗什(Stanley Fish)所言：“我们的读者的意识或者说知觉是由一套习惯性的观念所构建的，这些观念一旦发生作用，便会反过来构建一个合于习惯的、在习惯的意义上可被理解的客体”。当我们从墓志中读到“璧出荆山，玉自蓝田”，按字面理解似乎是说玉石的产地，然而联系我们这个古国的尚玉文化传统，从墓志的作者到读者，都不会把它作如此狭隘的理解，而是通过自己“一套习惯性的观念”，将其解为：死者高尚的品质，如出自荆山和蓝田的美玉。同样，在墓志中读到诸如：“悲崇山之坠岭，痛良木之摧柯”、“逝川不留，奄随朝露”云云，则前者是隐指斯人辞世所造成之巨大损失，后者为感叹死者离世过早。可见，墓志有着一套本身非常独特的话语模式，这种模式又与人们的习惯性观念相联系，可以让人从字面意义读出其深含的隐义，从“微言”中理解对人物品行的深刻评价。

　　这套话语模式在情绪上让人倍感悲凉，在语词的运用上多富于文彩，在意义的表达上也极度含蓄。用词不多，意境则悠远、苍凉。虽然其中不乏曲意恭维、随意拔高之语，也不乏八股式的陈言套话，但在欲说还休的状态中，总能让人体会到一种崇高。它很少对死者生平中的一件件具体事迹喋喋不休，而是以写意方式描摹其为人处世的基本轮廓。这种着眼大节，不事小处雕琢的风格，其实正是关注整体形象的东方式思维的反映，它缺乏准确性的细节描述，却能让人对死者有一个总体印象，从而能对其作出某种评判。这正是“微言大义”在墓志铭中的具体体现。
　　
　　总之，墓志铭中有着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只是初步作了一点探究，进一步解读其思想意识、话语模式，从格式化、枯燥平淡的铭文中，读到更深层次的历史事实、思维方式和社会理念，这是需要我们今后继续努力去做的事情。?

北齐时期的墓志铭	武学一代宗师吴斌楼墓志铭
当代剧作家张永和撰写的佛山陵园文	京剧大师李洪春墓志铭

附录：

柳子厚墓志铭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以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受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益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才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