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海峡两岸剑拔弩张。蒋介石在海峡彼岸高喊“反攻大陆”，而海峡此岸到处可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幅标语。

中国大陆经过三年恢复经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再加上朝鲜战争结束，海峡两岸的冷战气氛逐步缓和。

1956年1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虽然还是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是采用的是“和平解放”的方式。这意味着要从“武力攻台”改为“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台湾”，意味着要打开对台的和平谈判之门。那时候台湾海峡结满坚冰，派谁去破冰？

得知中共中央有意要和蒋介石展开和平谈判，一位75岁的老人在北京主动请缨。此人便是章士钊，当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在和谈破裂之后留在了北平。章士钊是资深国民党人，派他去沟通蒋介石，显然非常合适。

就这样，1956年春日，章士钊接受了特殊使命，飞往香港。章士钊在香港会晤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并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把来自北京的信交给他。许孝炎随即从香港飞往台北，把北京方面的信当面交给蒋介石。

北京方面的信中，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四条意见，供蒋介石考虑：

当时，某些香港报纸曾发表不实报道，称蒋介石的故居和家里的祖坟已经在大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被铲平，这些消息使蒋介石寝食难安。北京来信末尾，转达了来自蒋介石故乡真实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并未马上对许孝炎表态。

蒋介石经过考虑，想试探北京方面的虚实。当蒋经国得知此事，当即向父亲建议，可以让曹聚仁前往北京。很多关于曹聚仁的报道，把曹聚仁担当“国共密使”，说成是北京方面的意思。当年的美国《时代周刊》便以透露内幕消息的口吻写道：“在香港，传闻集中在一个叫曹聚仁的中国记者身上”。“曹相信，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能否与共产党谈判解决问题。在收到北京方面支持他的消息之后，曹就写了一封信给旧识蒋经国，告之：‘在这危急时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其实，“点将”曹聚仁者，乃蒋经国也，而非北京方面。曹雷回忆说，母亲邓珂云在去世前告诉家人，“两岸建立联系的事情，最初是台北方面派人到香港找我父亲的”。

蒋经国跟曹聚仁交谊甚笃，所以提议曹聚仁作为“国共密使”，势必是蒋经国，而不可能像美国《时代周刊》所说的那样，曹聚仁自己主动跟北京方面联络，然后报告蒋经国“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台湾派人到香港，转告了蒋经国的意图之后，要曹聚仁“去一趟大陆，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于是，在1956年夏天，曹聚仁给邵力子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与中共高层接触之意。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曹聚仁的这封信是夹在写给妻子邓珂云的家信中，请邓珂云收到之后转寄邵力子。邓珂云当时带着子女住在上海南京西路润康邨。

56年与大儿子景仲和小儿景行在外滩

邵力子接到曹聚仁的信之后，不敢怠慢，立即向上做了汇报。周恩来了解情况后，迅速安排曹聚仁进京面谈。

邓珂云曾回忆说：“1956年，曹聚仁寄我一信，内附一信，嘱我转寄北京邵力子先生，信的内容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作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我即将信封好寄出。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由我转给聚仁，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倘若北京直接召曹聚仁晋京，这未免太显眼了，因为曹聚仁到香港之后，已经六年了，从未回中国内地。他动身回内地，理所当然会引起香港各方注意。北京方面通过费彝民跟曹聚仁联络。费彝民是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的社长。其实，费彝民似乎可以说是当时北京方面在香港的“统战部部长”。华罗庚、侯宝璋、马师曾、红线女、马连良、俞振飞、容国团、姜永宁等著名人士从海外回归中国内地，在经过香港时都是由费彝民接待照顾的。就连北京方面派出的“密使”章士钊，在香港期间也是由费彝民精心照料。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香港要是多几个费彝民，那我们就好办多了。”从周恩来此言中，足以看出对于费彝民的倚重。

经过费彝民的联络，安排曹聚仁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前往北京。因为曹聚仁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约记者，跟随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可谓“顺理成章”，天衣无缝。此后，费彝民一直成为北京方面指定的在香港经常与曹聚仁沟通的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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